提起开封府，也许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是包拯、包青天，有上了年纪的说不定还会哼上两句“开封有个包青天……”。

　　其实包拯权知开封府的时间并不长，仅只是从嘉祐元年（1056年）十二月至嘉祐三年六月，满打满算不过两年半的时间，就升任右谏议大夫、权任御史中丞了。

　　之所以会被长期冠以开封府知府的名号，其实是后人——特别是编写戏曲话本的人——对开封府知府的权力的误解。

　　按照后世的想法，天子脚下，首善之地的长官级别一定高得不得了。

　　确实够高，但那是开封府尹，位在尚书下、侍郎上，一般是从一品或二品官衔，若为储君担任，则为一品官衔。实际上担任开封府尹的亲王只是挂名，并不管事，管事的是少尹或是临时委派的官员，官方说法叫“权知开封府事”。如范仲淹以吏部员外郎身份，临时负责管理开封府一应事务。真论起级别来，不过是个五六品的小官而已。

　　但京畿重地，事务繁杂，牵连甚广，非深受信任、智谋高绝者是绝不可能担此重任的。纵观北宋名臣的履历，未曾担任此职而为相者寥寥无几。而哪一位官员如果被任命为权知开封府，基本上已经可以宣布他已经进入上升的快车道了。

　　只要老老实实地与各方面搞好关系，共同努力保持京城的稳定繁荣，就是大功一件。虽然汴河里王八的级别都有可能大过这位临时的差遣官，但县官不如现管。真要是铁了心给人家治难堪，你信不信明天就停你的水、断你的电、堵你的下水道？

　　当然了，范仲淹是个讲究人，这种下三滥的事是做不出来的。

　　但保不住哪位想要替上官分忧的临时工义愤填膺，做出些许不太合规距的事儿，咱身为上流精英，也不好与他们一般见识不是？

　　所以，你好我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有什么事大家商量着来，上能糊弄了领导，下能震慑得住屁民，自然就皆大欢喜、一团和气了。

　　但这些都是寻常官吏的做法。

　　作为一个自小就立下宏图大志的汉子，虽已年届半百（范仲淹生于公元989年，比晏殊还大两岁），范仲淹却从未因官职高低而改变过初衷。正如其自言，“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既然咱有幸高居庙堂之上，怎能不多为那些如草芥一般的贱民多着想一下呢？

　　这不，上任伊始，范仲淹就大刀阔斧地整肃了一番吏治。

　　其所作所为以后世人看来，其实并无多少新鲜。

　　其一，狠抓市容市貌建设。

　　司马光曾有诗“红尘昼夜飞，车马古今迹”，描写当时城市的繁华。别看用词甚美，翻译过来就是“无论白天黑夜都是尘土飞扬，而街道上还留着几个月前的马粪”。

　　为此，范仲淹派出一帮临时工，呃不，唐朝叫不良人，明清叫五城兵马司，此时叫金吾街仗司，具体工作内容与性质参考后世的城管，专门负责市容市貌建设。

　　当然，为了避免出现粗鲁执法，民怨四起，范仲淹还是与寻常官吏的做法不一样的。

　　限定时间，限定摆摊范围，严令街司不得吃拿卡要。严令不得随意倾倒垃圾，违者给六十板子。指定垃圾倾倒区域，安排专人定时清理垃圾。

　　一时，京城秩序大好，官员们上下班再也不堵车了，随处可见的便溺垃圾也不见了，连空气似乎都新鲜了许多。官员士绅交口称赞，赵祯也自以为得人也。

　　至于摆摊的小商贩，似乎也没什么怨言。有地方让你贩卖就已经很不错了，某街司拿你个西瓜吃吃，又当得了什么大事？说不定，人家在城里吃馆子也是从来不掏钱的呢？

　　其二，狠抓社会治安。

　　与游荡乡间的好汉们只知道打架斗殴、偷鸡摸狗不同，汴梁城里的青皮们大多都有一颗上进的心。偷鸡摸狗哪有窃玉偷香快活，打架斗殴也不如一掷千金来得潇洒。

　　但窃玉偷香、一掷千金都需要钱，那些青皮就拉帮结派，相互勾连，组成团伙，共谋大业。

　　“猛虎堂”、“黑虎帮”之类的纯靠收保护费过活的是最没有出息的，而且风险太大，一个弄不好就成了杀鸡骇猴的那只鸡。智者不为也！

　　有些头脑的，就做些拐卖妇孺的勾当，而且产供销一条龙。当然也有风险，被官府抓住，多半是要被咔嚓了的。仍然算不得上乘。

　　最高级的是组建个行会，垄断某个区域的某行某业的经营，哄抬物价，囤积居奇。大棒开道，胡萝卜铺路，当真是神鬼辟易，做得好大的生意！这一类也是最难管理的，不黑不白，亦黑亦白。加之该类型的组织都会自觉不自觉地找一个大伞顶在头上，或者干脆就是某官员勋贵家不成气候的晚辈组织的，想要整治他们，难度不是一般的大！

　　但范仲淹是谁，那可是茅坑拉屎脸朝外的汉子，那可是被誉为“九全之才”的一代人杰。区区蛀虫，何足道哉？

　　青皮一律查明罪责，该咔嚓的咔嚓，该赠送“手镯、脚链”的免费赠送，并附赠沧州牢营十年游。

　　什么？嫌手镯的款式不好，脚链打磨的不够细致，十年的游玩时间太长？好办！咔嚓一下最省事，您要不要了解一下？

　　论起耍狠，比方仲永整治台州的好汉们还要强硬。

　　至于那些拐卖人口、杀人越货的大盗，仅靠几个街司是不够用的了。范仲淹就责成本府衙役，会同刑部办差高手，又奏明赵祯请禁军从旁协助。任你有天大的手段，被几百只强弩围着，就问你怕不怕？

　　投降是死。

　　不投降？当时就死了。

　　何去何从？我太难了。

　　于是，这些亡命之徒或暂时遁迹于汴梁城下的沟渠中，或仓皇逃离，去一个吏治清明的地方继续开展自己的“事业”去了。

　　其实，这都是小事，换做别的人才也能做个差不多。最难的是如何收拾那些背靠勋贵，拼命从百姓身上吸血的行会。

　　既是好友又是下属的富弼劝道：“几乎每一个行会后面都有一家甚至是几家勋贵在撑腰，六爷您想要从他们身上开刀只怕不易呀！”

　　为什么富弼会喊范仲淹六爷呢？

　　还得从天圣四年说起。那年，范仲淹在泰州地区任职。其间，因与监管酒税官员富言来往，认识了随父而来泰州读书的富弼。这位二十出头的洛阳才子，尽管饱读诗书，提笔成文，胸有沟壑，豪爽大度，却还只是个秀才。

　　范仲淹一见之下，颇为惊讶，觉得他资质不凡，将来必有大成。于是便揣着他的文章，去见时任御史中丞的晏殊，郑重推荐说：“此人天下之奇才也，愿举于朝而用之。”

　　晏殊向以知人闻名于世，看罢文稿，颇为称许，听说他尚未婚配，恰合东床之选，就托范仲淹从中作伐，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富弼。

　　天圣八年，宋仁宗颁诏制举特科。范仲淹又对富弼说“子当以是进”，并荐他为茂材异等。

　　经范仲淹指点和激励，富弼得以步入仕途，并与范仲淹结成忘年之交，日久弥深。富弼比范仲淹小十五岁，向以父辈尊称，故称之为“六爷”。

　　灌水完毕，转回正题。

　　范仲淹对富弼的劝说是根本不在意的：“不过是些冢中枯骨而已，何足道哉？且本朝历来重文轻武，这些勋贵多是些酒囊饭袋，靠着祖先余荫、官家仁慈，才苟延残喘。我既受官家指派，自当还百姓一个朗朗乾坤，清平世界！且看老夫的手段，定把这些蠹虫一扫而光！”

　　富弼再劝：“咸平五年时，先帝感于众多商户挖开坊墙临街开店，特下诏治理侵街之乱象。然众多勋贵阻碍，至今仍无甚改观。六爷，慎之呀！”

　　古往今来，似乎能成大事者都是在性格上有些偏执的，范仲淹也不例外。执拗起来，虽宰相、皇帝也照怼不误，区区勋贵哪里会放在心上。责令三班衙役、街司等清查各行会往来账目略有纰漏者罚款，投机倒把者关张，作奸犯科者绳之以法。

　　一日，查到西水门码头米粮行会。罚款，不交；关停，不听；抓捕带头者，言说去吕相府上述职了。

　　又一日，查马行街盐商公会。掌柜的甚是嚣张，言说此乃吏部侍郎与吕相的生意，你官太小，不配了解内情。

　　再一日，查汴河骡马商会。范仲淹亲自带领，掌柜的倒是给了些脸面，拿出账簿来。只是不住地冷笑，说什么“吕相的生意也敢查，官是不想做了”。你一个行脚的行当，也想用吕夷简的名头压人不成？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范仲淹深恨之。

　　回到府衙，暗中调查一番，却又惊出一身冷汗。

　　那吕夷简世代簪缨，曾祖即为后唐兵部侍郎，叔父吕蒙正乃太平兴国二年的状元，三次登上相位，门生故吏遍天下。吕夷简更是深谙为官之道，谄事刘太后，天圣六年即拜同平章事。朝中诸事，一言而决也。幸亏官家亲政后，罢了他的相位，否则必成尾大不掉之势也！

　　俗话说，计划赶不上变化。

　　十月，太傅薛奎病重，赵祯亲去慰问。

　　因陈尧佐老迈，不堪驱使，帝问及晏殊可堪为首相，薛奎言:资历尚浅，不可骤升。帝问:吕夷简可否？薛奎不能答，遂逝。帝大恸，罢朝三日。

　　旋即，吕夷简起复，任平章事，加右仆射，封申国公。

　　范仲淹闻讯大惊，这样的门阀日后必为祸患，不得不防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