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仲永自赈灾事宜安排好之后，又去白马山守了两天。看张攀龙几人做起事来，也是很有条理。一切走上正轨之后，便放手交于别人去做了，自己仍然回到家中温书、练字。
中国人的习惯，不过了元宵节是算不得过完年的。县学规定的开学时间也是正月十六。方仲永起了个大早，来到了学堂。刘先生管理素来严格，尤其不喜学生迟到。若有迟到者，轻则罚站，重则戒尺伺候。
方仲永进到学堂，还没来得及询问张攀龙等人灾民的情况，刘先生已经进来了。只见先生面色严肃，声音低沉而有力地道：“按往年惯例，二月二十就会有县试了。若是到时有成绩优异者，可往州城抚州参加四月的州试。若能州试过关，就可以参加江南西路的路试了。若能通过，就算是有了秀才功名了。有秀才功名者，才可参加九月的解试。至于以后的省试甚至是殿试，先生我也没考过，就不多说了。”学生们哄堂大笑。
刘先生待学生笑够了，才道出了下文：“总之，留给你们的时间只有不到四十天了。因此，这段时间内，每十天休沐半天以便你们盥洗沐浴。不得请假，不得旷课，不得迟到。明白了吗？”学生们稀稀拉拉的回答“明白了”。
方仲永觉得有些夸张，小升初用得着这么郑重其事吗？
各位看官，如果把北宋科考的环节与后世对比的话，县试约莫是小升初，州试就是中考，路试就相当于高考了（过了就是秀才，也就相当于大学生了），解试就是考研，省试（尚书省组织的考试）大约就是考博。至于殿试就厉害了，抵得上高级公务员考试了。
小升初自然是不算难的，可若是整个抚州只有一个学校招生呢？抚州乃是下州，仅辖临川（州府所在）、崇仁、宜黄、金溪四县。共有参加名额六十五个，分到金溪县只有十五个名额。县学五十三名学生，是要淘汰掉七成多的。且县试是在金溪本地举行的，知县大人、县丞大人、主簿、典史等官吏都可参与。这样，也就给了如张攀龙一般的二代提供了舞弊的机会。尽管有刘先生鼎力支持，方仲永也觉得难度不小。
把担忧委婉地和先生一说，刘先生哈哈大笑道：“你多虑了。且不说县衙诸官吏要顾及颜面，不敢将真有才学的学子尽数黜落。更何况他们还有举荐的权力，推荐自家子侄直接参加路试就是了，无须挤占寒门学子的名额。”
没有了后顾之忧，方仲永就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中来。别看只是个县试，规矩和高级别的考试是一样的。
诗赋、经义、策论一样不少。
诗，都是命题诗，且限定韵脚。若是不能按韵落字，即为不合格。虽然有些限制了思路的缺陷，但考试嘛，论的未必就是诗才。古来这么多的应试诗，除了钱起的“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外，余者几无名篇。
这个问题不难解决，《韵书》就是为了对付它的。先把诗写出来，换上符合韵脚的近义词也就是了。尽管可能会差了点儿意思，大体不差就行了。
还要记住特殊的格式要求：比如本朝皇帝名“祯”，那你在考试的时候是无论如何不能出现“祯”字的，太祖、太宗的名讳也是如此。你看看人家明太祖朱元璋多贴心，怕天下读书人为难，特意给自己的后辈按金木水火土的偏旁取名字。本来平常的一个“照”字，加了个火字旁，不就不用考虑避讳的问题了？
解决避讳问题就更简单了。宋朝开国至今仅四位皇帝，分别为宋太祖赵匡胤、宋太宗赵光义、宋真宗赵恒及当今官家赵祯（仁宗是庙号，死后用的），凡是他们名字上的字一律不用就是了。
最难的是策论。
“策”还好说，就是对时政简要地说一说建议，属于简答题。“论”就要回答地详细而可行。因为古人的“淳朴”，他们深信由文章（特指论述性质的文章）能够看出一个人的品德与格局。
他们认为，敢于针砭时弊的人，往往都是刚直清廉的人，如文天祥。考官王应麟评价文天祥的试卷“古谊若龟鉴，忠肝如铁石”。果然如王所言，后来文天祥孤军抗元，从容就义于大都，并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光辉诗句。
如果是个没有立场、投机取巧的人，他的文章往往都是言之无物、见风使舵的。如明代建文帝时的状元胡广。状元卷中，他对于行“仁政”的问题，半句不及现实，只是空泛的议论“贤才”，“礼乐”，“事得其序，物得其和，则礼乐见而仁义著矣”，如此云云。针对第二问之“恶人”(实指朱棣)，胡则引经据典，大加鞭挞，这和他以后背叛建文帝而迎奉朱棣形成鲜明对照，也从他与解缙联姻，后解缙招祸又欲悔婚等事件中得到印证。
假如在事先不知道考题的情况下，哪怕你是久经考验的资深写手，总不免在长篇大论中暴露自己的想法与观点。若是考官仔细分析，是不难发现一个考生的执政理念的——古代科举的合理性就在于此。虽然有不少人在宦海浮沉中丧失了自我，沦为金钱和权势的奴隶，但初入仕途的谁没有一颗红心呢？
《礼记·大学》有云：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翻译过来就是，一个人要格物致知，然后诚意正心修身，最后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完美目标。前者属于个人修养，后者属于执政理念。
刘先生认为方仲永的个人修养很好，齐家做得也还不错，但明显缺乏对于执政一方的问题的思考。
各位看官切莫吐槽，古时的读书人都是经常YY自己若为封疆大吏如何如何，自己若执宰天下又如何如何的。《论语·侍坐》中，孔夫子的几位高徒的志向无一不是治理一地，区别只在于地方大小、用时长短。连粗通文墨的黄巢年少时也说“他年我若为青帝”，尽管口气狂了点儿，但也可见古时读书人想“代天子牧民”的心态的。
但是方仲永两世为人，都没有过“牧民”的想法。前世，他是那个被“牧”的对象，不用想也不敢想；今生，虽也想着为国为民做些事情，但他始终觉得离自己很远。执政，最起码也得是官员才能考虑的吧？自己现在连个秀才都不是呢？
刘先生对方仲永的不思进取是很鄙夷的：“鼠目寸光！若不提前谋划一番，你如何答那策论？”
方仲永暗自腹诽：偷偷地躲在一边YY着“我要称霸全球”，真的有您说得那么理直气壮吗？
当然，古人的YY，呃不，正治理念是有教科书的。
其一曰《管子》。托名管仲所著，实为先秦时期各学派的言论汇编，有人甚至认为其内容涵盖了西汉初期的某些论述（郭沫若语）。放到后世，大概就是《正治经济学》一类的书籍。共八十六篇，其中十篇仅存名目。
其《牧民》、《形势》等篇讲霸政法术；《侈靡》、《治国》等篇论经济生产，此亦为《管子》精华，可谓齐国称霸的经济政策。其中关于经济的某些理论，在后世看来也是非常先进甚至可以说是激进的。
如《侈靡》中“兴时化若何?莫善于侈靡；贱有实,敬无用,则人可刑也。……”等语，简直就是古代版的“刺激消费拉动内需”，其经济观点先进了两千年。当然了，过于先进也是缺点。在管仲死后，齐国迅速地沉湎于侈靡之中，而忘记了侈靡的目的是为了富国。最终导致人人贪图富贵，成为战国七雄里面唯一一个直接向秦国投降的大国。
方仲永从来不敢小看古人的智慧，但当他听先生仔细地讲解了管仲的理论，还是着实让他震惊了一回。这货难道是经济专家穿越的？
更让方仲永震惊的是《韩非子》五十五篇。如果说《管子》是正治经济学，《韩非子》就是纯粹的考高等公务员的教科书了。后世对《韩非子》这本书解释的都不太清楚，方仲永的印象还停留在“法家代表作”、“韩非子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等等笼统的介绍上。到底是怎样的“代表作”，怎样的“集大成者”，他就和大多数人一样说不清楚了。
当然了，《韩非子》一书不被后世推崇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除了过于强调严刑峻法与历朝历代崇尚的“仁孝治国”的口号冲突之外，韩非子的大嘴巴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尽管韩非子本人有些口吃。看看他都说了些什么？什么“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乱法”，什么“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你让后世制霸天下、“独孤求败”的儒家怎么看你？不把你韩非子从坟里挖出来用大炮轰三天，都可以说是极厚道的了。
那么问题就来了，如此“诋毁”儒家的《韩非子》一书，为什么没有被口诛笔伐甚至是直接404呢？
无他，自家事自家知。无论儒生们多么崇拜孔圣人，仁义礼智信多么的高大上，但他们深知，管理或者说治理一地的“牛羊”（牧，不就是放牛嘛）仅靠仁孝是远远不够的——即使有所谓的“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贤相赵普。有牛羊病了怎么办？讲仁义？那是巫婆干的事儿。有不听话的牛羊怎么办？讲仁义它又不听，只能靠鞭子了。更严重的是，有豺狼来了怎么办？讲仁义？东郭先生与狼的故事了解一下。
总而言之，要想当一个好的牧人，不仅要学会仁孝等“青草、清水”，还要学会用鞭子，甚至是棍棒刀枪。
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著作，就是提供鞭子的武器库。不想当好牧人的读书人，不是个好读书人，“学而优则仕”嘛！于是，儒生们一边对“羞辱我先贤”的韩非子大加贬斥，一边偷偷地研究鞭子、棍棒的用法，所谓“儒皮法骨”是也。
刘先生其实不是一个好牧人，因为他并没有放牧的经验。
刘先生也甚有自知之明，推荐了吴仁礼这位担任过实职的牧人来教方仲永《韩非子》。别看吴先生一副风流才子、放荡不羁的样子，讲起法家的理论也是一套一套的。方仲永深切怀疑，王安石一心一意地搞变法是受了他舅舅的影响。
这天，吴先生讲到《六反》，问道：“必知则备，必诛则止；不知则肆，不诛则行。何解？”
方仲永规规矩矩地答道：“这句话的意思是坏人在一定能被察觉的情况下，才会戒惧；在一定要受惩罚的情况下，才不敢再犯。在不能被察觉的情况下，他就会放肆；在不会受惩罚的情况下，他就要横行。”
吴先生摇摇头道：“肤浅！这句话的意思绝不只是字面上那么简单，它更深层的意思是说要建立完善的律法，使百姓知道律法不可犯；若有违反，执法的时候就要严厉，让别的尚未触犯律法的人警醒。”
方仲永则很是疑惑：“如此一来，岂不是会落下酷吏之名？”
“酷吏？什么是酷吏？只论对错，不讲人情的才是酷吏。若有那为报母亲被辱之仇而手刃仇人的孝子，你当如何决断？不问缘由一刀砍了的就是酷吏，法内容情又妥善安置其家人的就是仁义的青天了。此中尺寸，你当仔细琢磨，认真思量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