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尔哈齐想钻苑马寺的空子是有凭据的。

　　到了晚明，马政已然分成了中央和地方两套系统，在地方马政中，辽东和其他地方又不是同一个行政体系。

　　早在洪武年间，朱元璋就在辽东等重要边地设立“行太仆寺”作为管理马政事务的独立机构。

　　至明成祖即位后，不但开始在内地积极鼓励民养官马，又在边地实行集中官牧的办法，特立苑马寺以保障军马的供应。

　　永乐年间，辽东苑马寺定制为下辖六监、二十四苑，经过三次迁移后，于嘉靖三十一年定位盖州。

　　苑马寺及其下设的监、苑作为明廷专门设立的组织军士孳牧马匹的管理部门，其主要管理的对象为马匹和相对于马匹数量较少的牧马军人。

　　以行政系统而言，辽东苑马寺与行太仆寺都直接听命于兵部，与明朝在中央设立的太仆寺无隶属关系。

　　且它们被建立的出发点都是为辽东边疆马匹之足用提供制度上的保障，因此，辽东仆、苑二寺所管理的马匹都是为辽东边疆广大的卫所军队服务，和中央京营以及其他地方的军队也并无直接关系。

　　辽东仆、苑二寺作为辽东边疆两个互不统属的马政机构，其职责范围可谓是分工明确的。

　　行太仆寺作为边区马政的具体负责部门，管理各卫所之军马从生产到使用的整个过程，而且在其监管下从事牧马活动之军人，也全部是辽东各卫所之卫军。

　　由于卫军的主要任务在于戍防，因此对于养马之责，只能是其从事防御工作中的一项兼职任务。

　　到了晚明，辽东行太仆寺对于监管各卫所孳生马匹这一项职责已不再发生作用。

　　而对于苑马寺来说，它的建立是明成祖有意在边区开辟马匹生产中心之举，是明廷特别设立的实行大规模集中孳牧马匹的管理机构。

　　它独立于各卫所之外，其下设立各监、苑，自成体系，并且作为辽东苑马寺管理下的牧马军人，世代户籍都从属于苑马寺，属于负责孳牧马匹工作的专职人员。

　　但由于辽东位于苦寒之地，是明代遣戍罪犯最重要的一个地区，苑马寺牧军最主要来源是因罪被发配到辽东的“恩军”。

　　因此苑马寺自设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不受明廷重视，其所属大小官员地位十分低下。

　　而到了嘉靖后期，辽东的军事形势不断恶化，辽东苑马寺也严重衰败。

　　原来只负责主持马政的苑马寺卿兼任为兵备道一职，此后，辽东苑马寺卿的职责便由主持马政逐渐转变为主管辽东地方行政、监察及军事事务，苑马寺孳牧之政也开始走向荒废。

　　“苑马寺现在名义上说是监管金、复、盖三卫，但顶多也就是操练军余、修葺边墙城堡及抓捕逃军流民。”

　　李成梁认真回道，

　　“嘉靖十六年冯时雍改革后，连马都养不了几匹了，更别说在大事上说上话了。”

　　马匹、监苑和草场是苑马寺维系经营的最重要物资条件。

　　明初时，辽东马匹总量曾一度达到四十万匹，而到了嘉靖后期，苑马寺监苑之畜不盈数百。

　　苑马寺下辖监、苑大部分被裁革，由六监、二十四苑减少至一监、二苑，减少后的牧苑仅为原来健全时的十二分之一。

　　嘉靖十六年时，冯时雍对辽东苑马寺进行了改革，打破了苑马寺原不设定额的旧制，并且把明初规定的实行苑马军人进行官牧养殖的办法完全转变为余丁进行民养。

　　以当时的情况而言，这种责任到户、均摊赔补的措施是符合辽东苑马寺的实际情况的。

　　但是这种将官牧转变为民养的办法，从根本上来讲，就是把养马的劳务和负担全部转嫁到百姓身上。

　　从此苑马寺马匹牧养形式由集中管理转变为分散牧饲，原来军士放牧之荒地与军余佃种之熟地之间的界限完全被打破，草场使用不再受到苑马寺控制，官牧草场数额急剧减少。

　　历史上苑马寺完全颓败的节点是在天启元年。

　　当时明朝在辽东的军事重地沈阳、辽阳被后金攻破，位于辽河以东之地的苑马寺所属一监二苑及苑马寺卿所辖之地尽被后金占领，辽东苑马寺自此消失在明末辽东战场，辽东再无苑马寺孳牧之马。

　　“苑马寺受辽东巡抚节制，在边务上自是说不上甚么话。”

　　努尔哈齐道，

　　“可如今苑马寺马政衰颓，辽东军马之费均由太仆寺拨给，皇上此番清查太仆寺，便一定会涉及苑马寺。”

　　“辽东马匹倒损、草场锐减，尚可以推责于冯时雍改革，可其余诸地……”

　　李成梁接口道，

　　“官马民牧是祖制，其余诸地，总不能推责于太祖皇帝与成祖皇帝罢？”

　　辽东战马的供应问题与苑马寺的兴衰可谓是息息相关。

　　正德以后，辽东马匹时常求助于太仆寺下拨马匹或马价。

　　在嘉靖三十一年以前，明廷向辽东主要拨付的是马匹，即本色，并且给付的马价银也并无规定必须为买马之费。

　　而到了嘉靖三十一年以后，太仆寺开始直接拨付马价银给辽东各卫所并规定专门用于马匹购买。

　　自此之后，中央财政完全承担了补给辽东军马之费。

　　由于辽东马匹缺乏严重，到了万历初期，太仆寺每年向辽东支付一次金额相对固定的年例马价银，专门用于购马之费用。

　　到了晚明，辽东马匹多仰仗于太仆寺下拨马价银以应急，辽东边方马匹越来越依赖于太仆寺马价银的供给，从而出现明朝财政严重不支之窘况频繁发生。

　　所以一旦清查太仆寺，就一定会涉及辽东苑马寺，太仆寺每年支边的军马之费如此高昂，就是因为辽东苑马寺已无法发挥其补给辽东战马的功能。

　　小鞑子要钻的空子就在这里，太仆寺和苑马寺在行政上不是一个系统，但在经济上却无时不刻地起着帮扶作用。

　　努尔哈齐扬唇一笑，

　　“确是祖制，如今执行有碍，无非是因为皇亲国戚为一己私利，过度侵蚀草场之缘故。”

　　“依儿子看，要论起重振马政，父亲可比那些皇亲国戚有用得多了。”

　　李成梁看了努尔哈齐一眼，道，

　　“马政之弊，人人可见，侵蚀草场的皇亲国戚，又不止一家一户，我若是另行上疏，岂非太过惹眼？”

　　努尔哈齐道，

　　“父亲不必将矛头直接指向皇亲国戚，只说牧军负担过重，逋逃日众，此为辽东民生之象，何来惹眼之说？”

　　晚明辽东的牧军家庭的负担的确相当沉重。

　　苑马寺对于牧军实行严苛的军事化管理，迫使其从事牧业生产，并且军余也要参与养马，其额定养马标准为每军养马二匹，余丁每名一匹。

　　随着辽东苑马寺衰落腐化严重，牧军和军余实际要承担的是远远超过额定标准的养马数额，而且还要为苑马寺服各种沉重的力役。

　　而且晚明的体制有一个十分明显的特点，就是一个政策执行下去，无论好坏，最终都是一个官僚体系的底层承担最严苛的后果。

　　辽东马政亦是如此，马政越是衰颓，上层官僚就越是强调把马匹减少的损失转嫁于牧军及军余身上。

　　于是晚明辽东的很多牧军和军余不堪忍受苑马寺之层层盘剥，纷纷选择冒死逃亡。

　　“现在建州已经够困苦的了，辽东的牧军还逃来好些要投奔儿子。”

　　努尔哈齐略带无奈地笑了笑，好像他全不愿接收这些来投建州的牧军似的，

　　“都是因为马匹倒损、亏欠，苑马寺要向其追赔闹的，牧军都是在大明犯法戍边的囚犯，即使逃到建州，儿子也不敢将其编入旗下。”

　　“可他们即使是在建州当‘阿哈’，都不愿再回苑马寺当牧军，弄得儿子都不好赶他们回去了。”

　　李成梁沉默片刻，道，

　　“这些牧军消息倒还挺灵通啊，连皇上要清查太仆寺他们都知道。”

　　努尔哈齐摇了摇头，道，

　　“他们不知道，这清查太仆寺的消息，是儿子的手下马三非去马市卖马的时候获得的。”

　　“上回父亲要儿子去攻打瓦尔喀为朝鲜分忧，那时恰好俘获了一批战马。”

　　“马三非在马市上的人脉甚广，儿子便让他将那批马拿去马市上卖，一来二去就知道太仆寺的动静了。”

　　努尔哈齐能通过马市和辽东苑马寺的负责人勾兑上，的确不是甚么难事。

　　辽东苑马寺除自身孳牧外，其获得马匹主要有两个渠道。

　　其一是贡马，这贡马其实也可以算作女真、蒙古每年规定向朝廷“朝贡”的一部分。

　　贡马除运送至京或分给辽东各卫以外，辽东苑马寺也收养部分马驹。

　　其二就是辽东马市贸易，但是无论是朝贡还是马市都不能为辽东苑马寺补充马匹提供顺畅的通道。

　　这种情况到万历四十四年，努尔哈赤称汗后公开与明廷分庭抗礼时变得更加严重。

　　抚顺之战后，后金与明廷断绝了马市贸易，尔后努尔哈赤逐渐征服了蒙古诸部，辽东从马市获取马匹的渠道也彻底被阻塞。

　　“牧军过得是太过辛苦。”

　　李成梁应了一句，也没要努尔哈齐将那些逃跑的牧军遣送回来。

　　即使他知道努尔哈齐不会拒绝这个看上去相当“合理”的要求，他也没对努尔哈齐开这个口，

　　“可纵使我因此上疏，也未必能改善辽东牧军的处境。”

　　努尔哈齐笑道，

　　“未必要真去改善，只要父亲能做出一个要改善的姿态来，那些侵占草场的皇亲国戚不就不敢驳了父亲的面子、不敢不收父亲送去投资海贸的钱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