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仇一定要报！”沈千舟怒目道。

　　“千舟，在你看来，南京为何这么快就被日军攻破了？”于春晓问道。

　　沈千舟听后思量片刻，

　　“国民政府守卫南京的总方针是作“短期固守”。也就是说，南京的失陷是预料之中的事情，但没想到“短期固守”的时间竟然如此短，大大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仔细分析这场战役,不难看出个中原因。”

　　“什么原因。”叶晓晚问道。

　　“一是战略上的错误。

　　抗战爆发后，军事委员会认识到，中国的对日战争只能是持久战、消耗战，然而他提出的战略原则却是防守作战。

　　在南京保卫战前，中国军队集中兵力于南京城郊，做消极防御，固守孤城如同坐以待毙。

　　而当日军进至南京城下时，南京卫戍部队奉命不得主动出击，而采取分兵把守的下策,每个部队负责的正面防御都很宽，缺乏纵深配备，也没有充足的预备队。

　　日军进攻时，集中兵力专攻一点，致使中国军队处处被动挨打。在激战中，有的部队提出主动出击的计划，也得不到批准。

　　例如守卫紫金山、蒋王庙一带部队曾于敌猛烈围攻之际，联名建议，趁敌出动进攻之机，集中全部机动兵力，主动出击敌驻地，威胁敌人后方，以争取主动。

　　可是，这一出奇制胜的战斗方案，竟未获批准，致使紫金山阵地更趋危急。

　　此种战略思想上的错误，贯彻南京保卫战的始终。”

　　“是啊,战略上的失误,比战术上更可怕。”叶晓晚道。

　　“二是军力上的差距。

　　参加南京保卫战的部队总兵力15万人左右，但大部分是刚从上海战场撤下来的残缺部队，老兵很少，新兵大都没有受过训练，许多连枪都没打过。

　　据时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参谋处第一科科长的统计:守军中，能直接同敌人厮杀的战斗兵只占60%，刚入伍的新兵又占了将近40%。而且中国军队严重缺乏重武器装备。

　　在南京展开激战时，空军战机己损失殆尽;海军主力舰艇一部被炸毁，一部已撤至长江中上游。日军负责攻击南京的华中方面军共辖9个师团，除1个师团留作上海的警备部队外，其余几乎都投入南京作战，总兵力10万人左右，都是刚刚调到中国战场来的作战部队，大多由训练有素的老兵组成，战斗力较强。

　　在武器装备方面也具有明显优势，作战时有新式坦克、火炮等重武器装备，并且还有飞机和舰艇的炮火支援。”

　　“我们以十倍的兵力投入到上海战场，却未能夺下汇山码头，造成上海战场的被动。而日本人利用武器的先进,取得胜势，输的太可惜了。”

　　“的确是这样，除了武器上的差距，防御工事存在严重的缺陷。

　　南京外围阵地的防御工事虽经营多年，但大部分不符合实战要求。淳化镇、牛首山一带阵地上构筑的钢筋水泥工事，有的用土埋着，有的门打不开。

　　而机关枪掩体的枪眼做得都很大，很容易被敌人发现进而集中火力加以摧毁。

　　位于四郊的炮台工事，虽以钢筋水泥构筑，但“暴露而且密集于狭小之地域”“完全不切实用”。

　　更恶劣的是，中山门至光华门之间的城墙上构筑的永久工事，只是在外面涂了些水泥，内部的横梁多以竹子充数。

　　战士一脚踏在暗堡上，暗堡顿时塌了半边。由于布防仓促，南京警备区并没有给所有的部队配发工事分布图，再加上各处工事和大量民居混在一起难于查找，于是有的部队在这方圆十几平方千米的地面上疲于奔波寻找防御工事。”

　　“正因为这些原因，造成伤亡那么大的。”

　　“的确，据各方数据综合分析，中国军队在南京保卫战中损失大约10万人是可信的数据。

　　而在战斗中真正阵亡的人数并不多，多数官兵死于混乱的撤退中以及被日军俘虏后杀害，而造成这一后果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制定防守计划摇摆不定。

　　在南京保卫战前，据于春晓传给我的消息。军事委员会始终处于战略企图的矛盾之中。会战之前他力排众议，做出了短期固守的决策，并从主观愿望出发，认为预期防守在1月至2月。

　　当得知日军正包围南京、守军面临被围歼的危险时，从保存力量的角度考虑，又改令撤退，然而命令中却又含糊其词，电报发出后次日又有动摇，再以信函形式要求卫戍司令及副司令，希望“能多守一天就多守一天”。

　　可以说，军事委员会的决心犹豫、徘徊于撤与守之间，已经犯下了兵家大忌。

　　当初为了表示破釜沉舟，背城一战的必死决心，要求将下关到浦口间的渡轮撤退，禁止任何部队和军人从下关渡江;并通知在浦口的胡宗南第一军，由南京向北岸渡江的任何部队或军人个人，都予以制止，如有不听制止的，可以开枪射击。

　　这一看似英勇的做法恰恰违背了军事科学的最基本定律，即无论统帅的决心和热情大小与否，都必须和当时的军事态势及客观环境相结合，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事实证明，正是这些举动为后来部队撤退时无船可用埋下了伏笔。二是撤退时组织无力。”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原因？”叶晓晚又问道。

　　“南京保卫战中，高级军官在组织撤退时混乱无章是造成伤亡惨重的重要原因。

　　首先，由于安排不周，大部分部队没有按计划撤退。

　　12日，宣布部队突围、撤退的命令后，考虑到时间紧迫、人多船少的客观情况，明确规定只有卫戍司令部各机关及其直属部队、第36师由下关码头渡江，其余部队均由正面突围。

　　这一原则本比较切合实际的。但到正式宣布撤退令时，他又补充口授命令其他部队如不能全部突围，有轮渡时，可以过江向滁州集结。如此一来，许多原定突围部队均蜂拥至江边，数量接近9个师。

　　由于人多船少，渡江时，秩序极为混乱，有的船开动后，遭到岸上部队开枪射击；有的装载过重沉入江中，许多求船不得的官兵，拆取店户门板自作木筏，冒险渡江，造成数以千计人淹死在江中。

　　其次是通讯不畅也造成了损失。

　　当唐生智下达撤退的命令时，用无线电通知处于监军胡宗南的第一军，可是不知什么原因，命令没有传到南京长江北岸的守军，造成北岸的守兵以为渡江的部队是逃兵，就开枪射击，直到渡江后才停止射击，也造成数以千计的人员无辜伤亡。

　　有些下属部队与上级失去联系，根本不知道撤退的命令，丧失了撤退的机会。

　　更可恨的是有的部队长官接到撤退的命令后，并没有把突围命令传达下去自己就就一走了事。正因撤退不力，使数万名军人滞留南京城，当日军进城后，这数万名军人在被俘或潜入民间被搜捕后，绝大部分遭到杀害，成为悲惨的牺牲品。”沈千舟道。

　　“有件事，我搞不懂，为什么从古至今南京都守不住？”叶晓晚问道。

　　“向南打，从西向东打，除了朱元璋之外。南京虽然地处南方，但南京紧临长江，而长江是中国最险要的天险。只要定都南京的政权不是太过孱弱无能，或者北方的国家太过强盛，天险是不容易被攻破的。

　　但是你懂得，南方的政权很多都是孱弱无能的，而有国家定都南京的时代大多在中国南北朝，南北朝的时候北朝进行民族大融合，所以北方更为强大，南京就守不住了。而南明是因为文管系统的瘫痪，各股政治力量互相倾轧，不断内耗导致实力不行，最终南京被清朝攻占。

　　这场南京保卫战也是这样。”

　　“若是换成我们的部队保卫南京，有可能守住么？”叶晓晚又问道。

　　“很难。”

　　“我们的军队也不行么？”

　　“南京是个死局，除非主动放弃才能把这盘棋做活。可谁能有这样的勇气呢？”

　　“是啊，主动放弃首都，怎么可能。于春晓，怎么样？离开南京了么？”

　　“离开了，她和她父亲一起去了武汉。我和她联系的电台，告诉她，我要继续在上海潜伏。”

　　“那就好，有她在外围，对你也是很好的接应。千舟，这一次要组建特工组织，你的担子有些大了。”

　　“晓晚，你跟我说说，日本人为何要组建中国人为主的融机构？”

　　“为了将来占领上海做准备。据可靠情报，日本人要扶植中方势力，建立新政府。在此之前，要做一些做些准备。”

　　“他们选的汉奸是谁？”

　　“据传闻，是汪。”

　　“汪？”

　　“对就是他。”

　　“这个人要是投靠日本人就就坏了。”

　　“是啊，我也担心。”叶晓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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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周后，大岛光夫和中村由美在上海举办了简单的婚礼。

　　实际的两个人确实沈千舟和叶晓晚。

　　这个晚上，相恋七年的双方终于步入了婚礼殿堂，成为名副其实的夫妻。

　　几个月后，上海特工总部成立。

　　很少见人的大岛光夫成为了督察组。

　　而孙小美以中国人的身份成为机要处处长。

　　投诚给日本人的宁广胜、周大海都在列。

　　1938年，汪向日方归降。

　　汪一直担任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他主张对日妥协以求平安，是国民政府内亲日派的头号代表。

　　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汪的思想从最初的“抗日”逐步转为“投降”，他认为以日本的实力迟早会灭亡中国，不如此时“投降”以求和平，才不至于到亡国灭种的地步。

　　同时日本在战争爆发后，原本想以摧枯拉朽的气势“三个月内灭亡中国”，但却万万没想到中国政府和人民却奋起抵抗，丝毫没有投降之意，日本被拉入了战争的泥潭中。

　　这种局面是日本人最不愿意看到的，因为日本以往发动的战争都是赌国运，日俄战争、中日甲午海战时，日本的实力原本不及对手或者说优势原本不那么明显，但这两次战争中，日本都是倾举国之力才取得了胜利。

　　这两次战争和后来的许多军事行动都让日本尝到了甜头，这致使日本军方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只要摆出架势，便能又一次吓倒中国人，使中国人投降，然后将中国作为日本的殖民地。

　　日本人的这种做法确实吓到了一些人，但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不但没有被日本人的侵略吓倒，反而激起了中国人团结一致的抵抗。这是日本人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消耗战是日本打不起的，所以在战争过了最初的激战之后，日本便采取了“以华制华”的策略，扶持傀儡政权，以政治来辅佐军事。

　　日本人先后寻找和培养了多个傀儡汉奸，均无法使日本满意，直到汪进入日本人的视线，成为了他们主攻的对象。

　　而汪本人在国民党内，论资历不比差，但却屈居于之下，这是汪本人无法接受的，再加上他老婆一天到晚吹耳边风，汪便迷迷糊糊的倒向了日本人。

　　在抗战前后，汪便一直与日本秘密来往，还达成了一份重光堂密”的合作。

　　1938年底，汪趁不在，带领其亲信途径昆明逃到越南河内，日本人见汪上了“贼船”便立马变了脸，原本承诺的“撤军”一事只字不提，汪这才知道上了当，但事已至此，汪已无法回头，只能越陷越深。

　　1938年12月29日，汪在《南华日报》上发表了“艳电”，声明与日本合作，以求和平，共同防共。这份声明一发，全国一片讨汪之声，国民政府决定开除汪党籍，并命令军统特工着手安排行动，对汪实施“严厉制裁”。在军统特工的追杀下，汪九死一生，通过日本人的保护，

　　在1939年3月登上日本人的船只，来到上海。

　　此时的上海虽被日本人所占，但租界还未被控制，各种爱国人士都有心要除去汪这个汉奸，汪是四面楚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