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8月31日，苏共中央第二书记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日丹诺夫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医院去世，官方公布的死因为“心脏衰竭”。

　　为了纪念日丹诺夫对苏联的贡献，苏共中央决定将他的出生地——乌克兰的马里乌波尔更名为“日丹诺夫市”，他曾经工作过的列宁格勒普利莫斯基区也被更名为“日丹诺夫区”。

　　日丹诺夫的死，对于列宁格勒派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打击。正是因为日丹诺夫这个苏共中央第二书记的存在，沃兹涅先斯基等列宁格勒派所发表的修正主义言论才没有被追究，才能保住他们在苏共中央的高位。

　　但日丹诺夫一死，作为苏共中央第三书记的曼图洛夫排名就上了一位，成为苏共中央书记处里仅次于斯大林的第二号人物。

　　再加上他本身分管人事，兼任苏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使他掌握了足以掌握全国干部命运的权力，甚至能够运用手中的权力轻易将“对手”贬职或是调到一些没啥作用的位置上，至少在外人看来是如此。

　　不过，对曼图洛夫来说，要搞掉沃兹涅先斯基等人可不是这么容易的，更何况人家现在还是政治局委员，背后的势力也并不算小，只要没有捉到对方贪污腐败或者发表反苏维埃言论的证据，就很难将其处理。

　　但对于贝利亚来说，要搞掉苏共高官却很容易。他虽然已经不再是内务部部长，但现在整个内务部的人(包括内务部长阿巴库莫夫)都还听他的话。

　　内务部是苏联最重要的执法部门之一，掌管着苏联的肃反机构、警察和边防军等纪律部队。就算是职能相当于中-纪委的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也需要有内务部的执法人员配合，才能够将违纪的党员干部绳之于法。

　　然而，内务部并不仅仅是一个执法机构这么简单，同时还是贝利亚用作打压异己的强大工具。

　　这个部门不仅仅可以将违反乱纪的人绳之于法，也能够将任何一个好人良民诬陷为反苏维埃分子，就算这个人有多忠诚于党，对革命有多大贡献也没什么用，只要地位不够高，但又被内务部盯上的话，最终的结果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一般来说，内务部整人的手段无非就是伪造一些所谓的“证据”，用这些为造出来的“证据”来罗织罪名，最后将“目标人物”逮捕，捉回来屈打成招，打到人家被迫承认罪名就能够将“罪犯”枪毙或者送去古拉格参与劳动和改造了。

　　但这一招有些时候并不怎么管用，特别是对付斯大林亲信，或者日丹诺夫这种苏共高官的时候，就算内务部伪造了大量的证据，罗织了足够的罪名，也得过了斯大林那一关才行。

　　就算过了斯大林那一关，得到斯大林的默许，那也要花很大的力量去整掉这样一个掌握极大权力或者深受斯大林喜爱的人物，至少内务部不能随便逮捕一个位高权重的人，在逮捕之前也必须得搜集到足够的“证据”，同时取得苏共中央其他势力的支持才行。

　　一直以来，贝利亚和日丹诺夫之间的关系就不怎么好，但日丹诺夫的地位实在是太高，个人没啥污点，而且一直以来也深受斯大林的信任，贝利亚根本不能用一般的手段来整掉身为苏共中央第二书记的日丹诺夫，更不能整掉日丹诺夫保护下的列宁格勒派成员。

　　在历史上，直到1948年8月，日丹诺夫去世后，贝利亚才有机会向沃兹涅先斯基和库兹涅佐夫等列宁格勒派成员开刀，将整个列宁格勒派一网打尽后，贝利亚和他的盟友马林科夫就如愿以偿地成为了斯大林之下最有权力的人物。

　　不过，在这个位面里，日丹诺夫的死似乎并没有给贝利亚带来什么好处，而贝利亚的盟友马林科夫也没有因此获得回到中央的机会。

　　要取得国家大权，暂时在苏共中央还处于弱势的贝利亚还得先搞掉列宁格勒派和西伯利亚派才行。

　　但以现在的情况来看，贝利亚要搞掉列宁格勒派还有点困难，要搞掉西伯利亚派的话，恐怕就不止是困难这么简单了，而是地狱级别的难度，除非他能够在政治局或中央书记处里面拉拢到一个新的盟友。

　　为此，贝利亚极力在斯大林面前说马林科夫的好话，希望斯大林能让马林科夫重返中央书记处，顶替死掉的日丹诺夫，成为分管意识形态的中央书记处书记。

　　然而，斯大林并不怎么买贝利亚的账，因为斯大林对马林科夫已经没了当年那种信任感，而且曾经跟马林科夫公事数年的斯大林也不认为马林科夫是适合掌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人物。

　　当年，马林科夫还是中央书记处书记的时候，也就帮斯大林管一些人事编制和人事档案之类的简单工作。

　　这些工作，对于马林科夫这种毫无独立思考能力的人而言并不复杂，但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是需要脑子的，是需要有独立思考能力的，而马林科夫恰巧欠缺了这一点，所以斯大林果断推脱了贝利亚的要求。

　　当然，除了贝利亚以外，列宁格勒派和西伯利亚派也在尽力说服斯大林让自己的人来填补这个中央书记的位置。

　　列宁格勒派推出的人选就包括了车里雅宾斯克州委第一书记帕托利切夫和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相当于俄罗斯总理)罗季奥诺夫，但这两个人选都曾经发表或者表态支持过一些修正主义言论，斯大林根本不可能会让这些人来当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书记。

　　西伯利亚派就推出了乌克兰党委第一书记契尔年科这个人选，也有一些人写信向斯大林举荐了卡蒂娅。这两个人都曾经在党的宣传部门里干过(契尔年科来新西伯利亚之前在克拉斯诺亚斯克边疆区搞宣传工作)，卡蒂娅更是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由他们来负责意识形态工作是比较合适的。

　　但问题是，这两个人与曼图洛夫之间的关系太亲密，如果其中一个当上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话，恐怕西伯利亚派就能在中央书记处里面取得绝对多数的席位，到时苏共中央书记处的控制权将落到西伯利亚派的手上，就连斯大林这总书记也很难镇住他们。

　　为了个人的政权稳固起见，斯大林最终也没有接受契尔年科和卡蒂娅这两个人选，理由是他们太过年轻，需要在乌克兰/莫斯科地方党委里面累积多点经验。

　　而斯大林提出的人选，也就是哈萨克党委第一书记佩戈夫则没有这样的问题，他在基层党组织和地方党委里都有丰富的工作经验，而且他深受斯大林的信任，在理论素养和个人素质也是比较高的，在能力和可靠度方面绝对能够胜任这个位置。

　　然而，斯大林并不知道的是，佩戈夫早已经是西伯利亚派的人，只是因为他主政中亚，与身处莫斯科的曼图洛夫之间会面较少，所以一直以来都没有引起斯大林耳目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