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时期，诤谏之风进一步发展，消极因素增多，并由量变到质变，正义的外表下隐藏着各种争权夺利的算计。

　　时人对此己有明确的认识。礼部尚书的于慎行说：“近世士大夫以气节相高，不恤生死，往往视廷杖戍谴为登仙之路。一遭斥谪，意气扬扬，目上趾高，傲视一世，正所谓意气有加也”。这反映了诤谏的名节动机。人们看重名节胜过一切，把受廷杖、流放视为登仙之路。既使被罢免，也神气十足。大学士许国也愤慨地说：“迩来建言成风，可要名，可躐秩，又可掩过，故人竞趋之为捷径，此风既成，莫可救止。”这反映的是诤谏的功利动机。可获得清名，又可以升官，还可以诿过，一箭多雕。

　　对此万历也心知肚明，他斥责群臣只会拿小道消息对他吹毛求疵，“每每归过于上，市恩取誉。辄屡借风闻之语，讪上要直”，对于真正的问题却视而不见，“鬻货欺君，嗜利不轨，汝等何独无言，好生可恶”，并一语揭穿了他们的真实目的是“每每搜扬君过，沽名速迁为？”但言官们依然我行我素，万历也拿他们没有办法，面对言官群狼式的围攻，暴风雨式的批判漫骂，只好采取鸵鸟政策，对类似的奏折，他说“此不过欲沽名尔，若重处之，适以成其名”，于是“卷而封之”，这就是万历“不批”的由来。

　　万历所谓的“风闻之语”指得是立太子的问题。这是明代历史上继“大礼议”之争后又一个著名大论战，即“国本之争”。

　　明代皇位继承制度健全，像正德这样即无子嗣又无兄弟的情况都没有出现继位问题。万历朝怎么会出问题呢？据说是因为万历不喜欢他的长子朱常洛，而想立他所宠爱的郑贵妃之子朱常洵为太子。

　　万历不喜欢朱常洛母子，因为他们与一桩丑事联系在一起。万历九年（1581年）的一天，万历皇帝像以往一样来到了慈圣太后的住处慈宁宫准备向他的母后请安，不巧的是圣皇太后因事不在慈宁宫中。慈宁宫的一名年仅17岁宫女王氏向19岁的万历献茶，万历见这位宫女端庄秀美、姿色宜人一时冲动宠幸了她。明朝崇尚儒家道德思想，讲究礼义廉耻。此事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方面完全不符合儒家伦理道德，对于饱读圣贤之书的万历来说，这无疑是一件失礼且令人感到羞愧的事，在他内心肯定不想让人知道这件事。没想到王氏十分不给面子，竟然朱胎暗结，怀了龙种，将皇帝这点隐私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令他十分难堪。

　　万历的生母慈圣皇太后一直期待着皇长孙的诞生，对于这次兔子吃窝边草的事件不仅不见怪，还十分欣喜，1582年6月，她要求万历承认此事，并封宫女王氏为恭妃，万历本想抵赖，于是太后拿出了太监所记内起居注，他只好承认。同年8月，被册封升级的王恭妃不负众望的产下了一个男婴，万历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相比之下，朱常洵的诞生则是真正爱情的结晶。公元1582年3月年仅14岁郑氏被选入宫被册封为淑嫔，在以后的两年里郑氏依靠她的美貌、聪明和丰富的文学、诗词的各方面的良好修养征服了皇帝，不久就被封为德妃，万历与郑氏的感情是真正的爱情。万历十四年（1586年）郑氏为万历皇帝产下了他们的爱子朱常洵，万历大喜过望，打算晋封郑德妃为地位仅次于皇后的皇贵妃，而对于先前已为万历产下长子的恭妃王氏却没有得到这样的待遇。

　　按说皇上晋封妃子和立太子没有什么关系，皇上喜欢哪个老婆纯属私事。但此时宫中盛传万历欲立与郑贵妃之子朱常洵为太子，并写有信物交郑贵妃保存。

　　按照明代“立嫡、无嫡立长、兄终弟极”的继位制度。朱常洵是没有机会超过他的哥哥朱常洛的，然而，一旦皇后去世，郑贵妃可以升为皇后，这样按照有嫡立嫡的法则，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立朱常洵为太子。

　　国嘴们相信万历晋封郑德妃是为朱常洵接班辅路搭桥。于是纷纷上疏指责皇帝专宠郑贵妃，要求按照理论和习惯应当先晋封产下皇长子朱常洛的生母恭妃王氏为皇贵妃，也有人直接要求“册立东宫”。对于言官的指责，万历十分生气，他说册封贵妃与立储没有关系，大臣不该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指责他（册封贵妃，初非为东宫起见，科臣奈何讪朕）。

　　当时朱常洵才四岁，皇后还年轻，还有生子的可能，万历认为“元子婴弱，少俟二、三年举行。”并非毫无道理。

　　东林党在万历末期式微后，暗中结交太子朱常洛，把希望寄托在太子身上，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万历驾崩，改朝换代给东林党带来了新的希望。

　　在万历病重期间，东林党人给事中杨涟，御史左光斗担心皇位继承出问题，比太子还心急，多次催促首辅方从哲入宫打听消息，甚至要求方从哲夜宿内阁以防变故。

　　过了两天，方从哲带廷臣到皇宫问候，此时万历病情危重，太子在宫门外俳佪，没有被召见。杨涟、左光斗见此情景，担心有变，派人传话给太子的亲信太监王安，争取让太子进宫侍候皇上，以防不测。太子见杨涟等人如此维护自己，非常感动。不久，万历去世，遗诏宣布传位太子朱常洛。

　　八月一日，太子朱常洛正式即位。朱常洛继位后，重用东林党人，东林党似乎又要东山再起。然而好景不长，朱常洛刚登上皇位就一病不起，一个月后去世。

　　朱常洛这个倒楣孩子，从小就不被父亲待见，被大臣用口水托上了太子的位置上，父亲偏偏又是明代在位最长的皇上，长期生活在父亲的阴影里。好不容易熬出了头，皇帝的宝座还没坐热就一命呜呼了。

　　他的死因，主要是因为当上皇帝以后腐化堕落得太快，他虽然贵为太子，衣食无忧，但是在万历的眼皮底下，必定受到很多约束，难得自由。当上皇帝以后，就无所顾忌，压抑多年的欲望得到释放，贪恋女色，纵欲过度，身体很快就搞垮了。

　　对于朱常洛之死，最遗憾是福王朱常洵。他一定在心里想，早不死晚不死，当了一个月皇帝死了，要是早死一个月，皇位就是我的了。

　　比福王更遗憾的是李才人，如果常洛不死，自己肯定能当上皇贵妃，甚至皇后的位置也指日可待。

　　比李才人更遗憾的是东林党人，辛苦经营了这么多年，终于翻身了，本想拥抱太阳，却迎来了流星。

　　叹息之余，东林党人对新皇帝寄予厚望，积极运作新皇帝继位。不过他们此时还不知道，这位新皇帝将把他们淹没在血泊中。

　　这位新皇帝叫朱由校，他是光宗朱常洛的长子。

　　光宗临死之前两次召开专门会议，交待后事。他指定由朱由校继位，并封他所宠爱的李选侍为皇贵妃。

　　由于光宗后郭氏和朱由校的生母王氏己经去世，光宗最宠爱的李选侍是事实上的第一夫人，她是光宗在这个世界上最信任的女人，因此朱由校一直由她负责抚养，此次封她为皇贵妃，实际上是让她帮衬年轻的朱由校，以达到制衡朝臣的目的。

　　李选侍原本想当皇后，对封皇贵妃很不满，不料光宗死得太快，连皇贵妃的册封也没有来得及进行，李选侍心有不甘，企图“携皇长子自重”。

　　而东林党人也正计划“携天子以令诸侯”。光宗尸骨未寒，东林党人和李选侍争夺朱由校的战斗就打响了。

　　东林党人以快打慢。九月一日，就在光宗驾崩当天，杨涟等人强行闯入乾清宫，在光宗的遗体面前行过礼后，要求见朱由校。此时李选侍将朱由校藏在乾清宫暖阁，光宗亲信太监、与东林党交好的王安出面将朱由校骗出暖阁，杨涟等人一见朱由校，立刻拉着往外跑，李选侍派太监去抢回，被杨涟等斥退。

　　杨涟等人将朱由校带到文华殿，举行了册立太子典礼（此前朱由校还没来得及被册立为太子）。礼毕，李选侍派人来请太子回乾清宫，阁臣刘一燝劝说朱由校住在慈庆宫，不要回乾清宫。朱由校听从了刘一燝的意见，前往慈庆宫，众人议定九月六日正式即皇帝位。

　　周嘉谟对朱由校说，殿下是社稷神人托重之身，不要随便活动，更不要独自去乾清宫哭丧，要去的话也要等大臣们到了再一起去。杨涟一再嘱咐太监王安要保护好未来的皇上。王安等表示一定照办。

　　朱由校虽然脱离了李选侍，可是乾清宫是皇上居住的地方，要当皇帝就必须回乾清宫。东林党人必须再下一城，将李选侍赶出乾清宫。

　　第二天，东林党人左光斗、周嘉谟上疏要求李选侍搬出乾清宫。左光斗的奏疏写得很难听，他说，乾清宫是皇帝和皇后居住的地方。选侍即不是嫡母又不是生母，没有资格居住在乾清宫，不要借抚养之名，干预朝政，使武后之祸，再现于今，如果那样的话，将来后果会非常悲惨。

　　左光斗将李选侍比作武则天，有两层含义。一是武则天篡位；二是武则天**。武则天本是唐太宗的宫人，太宗死后却成了其儿子高宗的皇后，左光斗以此影射李选侍与朱由校同住乾清宫可能会**。

　　李选侍看后非常生气，几次派人传诏左光斗，左光斗却不听命，他说，我是朝庭命官，天子才有权利召见我，你有什么权利召见我。

　　李选侍更怒，派人请朱由校来乾清宫商议对策。当时朱由校己经十六岁了，基本成年，他需要独立，不希望李选侍管着自己。更重要的是，李选侍曾欺凌过朱由校的生母王氏，至使王氏于万历四十七年含愤死去。因此他站在大臣一边，不肯去乾清宫，反而要求李选侍择日搬家。

　　朱常洛在临死之前，担心朱由校驾驭不了局面，有抬高李选侍，让她抚养并辅助朱由校处理政务的嘱咐。但同时他又担心李选侍专权而没有给予她皇后的名份。这样就留下了大片的模糊地带。李选侍名不正言不顺，势单力薄，一旦臣下抗命，将很难应付，而她手中唯一的“王牌”朱由校又嫌她多余，不与她一世。她除了接受现实，别无选择。九月五日，李选侍被迫搬出乾清宫，住进了宫女养老所居住的鸾宫。九月六日，朱由校正式即位。

　　东林党人在两代帝王即位过程中的突出表现，得到了天启的赏识，左光斗、刘一燝、周嘉谟等人受到重用，杨涟因在移宫案中表现过于抢眼，其动机和目的遭人质疑，被弹劾下台，但没过多久又重新启用。

　　一批被万历处理过的东林党人如邹元标、赵南星、高攀龙、王之寀、乔允升、叶向高等也纷纷还朝，担任要职。顾宪成己于万历四十三年死去，不然也应重列朝堂。天启初年，东林党人布列满朝，分据内阁、吏部、都察院及六科、十三道各部门，一时势力大炽。

　　东林党当权以后，对非东林党人进行了报复，以梃击、红丸、移宫三案（详细内容见后）为议题，排挤驱逐非东林党人。

　　非东林党人也不是省油的灯，他们纷纷投靠天启的亲信太监魏忠贤，结成所谓阉党与东林党对抗，很快扭转了被动挨打的局面。东林党人又把矛头指向魏忠贤，魏忠贤得到天启的支持，形势急转直下，东林党最终被打入深渊。

　　魏忠贤，河北肃宁县人，原名李进忠，本己娶妻生子，万历十七年（1589年），因欠赌资被人追债，不得己将老婆改嫁他人，自行阉割当了太监。魏忠贤目不识丁，但为人机灵，有谋略。他判断皇长孙朱由校迟早会即位，于是竭尽全力接想近这位未来的皇位继承人。

　　朱由校的奶妈客氏，18岁入宫，第二年丈夫去世，成了寡妇，后来她耐不住寂寞和太监魏朝搞得火热。魏忠贤通过巴结魏朝，结识了客氏，并由她引荐当上了朱由校的母亲王才人的典膳，进入了朱由校的生活圈子。

　　没想到魏忠贤这小子不厚道，不久就过河拆桥，当起了第三者，与魏朝争起了客氏。由于魏忠贤属于成人后才去势，娶过妻生过子，比起从小就阉割的一般太监更象个男人，凭着这个生理优势，魏忠贤赢得了客氏的欢心，战胜了魏朝。

　　朱由校从小由客氏带大，因此对她感情极深，长大以后也离不开她。所以，当上皇帝后不到一个月就封客氏为“奉圣夫人”，在事实上取代了李选侍在后宫的位置。在客氏的帮助下，魏忠贤也从惜薪司太监的岗位上被提拔为司礼监秉笔太监。

　　魏朝看到朱由校继位后客氏奇货可居，就想重新夺回客氏。一天晚上，两人酒后争抢客氏，叫骂声被天启听见。天启知道客氏心向魏忠贤，就责备了魏朝。不久魏朝被发往凤阳，魏忠贤派人将其缢杀。

　　王安是光宗的亲信太监，天启继位时也出过力，深得天启信任。随着客、魏地位的上升，与王安形成了竞争，双方矛盾尖锐。

　　从某种角度上说，太监也是臣，是内臣。宫中太监对权力的争夺，比朝臣还要激烈。由于明代外廷大员常与宫中太监勾结，互相影响，朝中宫内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十分复杂。

　　天启元年四月，天启帝大婚。东林党人、阁臣刘一燝上言“请”客氏出皇宫，未果。此事很难说没有王安的影子，从此，东林党与魏忠贤结下了梁子。

　　七月，给事中霍维华听说王安和魏忠贤势如水火，为巴结魏忠贤，上疏弹劾王安。魏忠贤矫诏允告，将王安“降作净军，发去南海子，看守墙铺”。魏忠贤又借刀杀人，派王安的死对头，太监刘朝任南海提督。刘朝到任后立刻对王安下手，他先是停了王安的伙食，想把他饿死，可是王安生存能力很强，到处挖野菜充饥，三天还没饿死。刘朝等得不耐烦了，命人将其缢杀。

　　年底，阁臣刘一燝、吏部尚书郑嘉谟利用职权报复霍维华，将其降调陕西佥事。

　　霍维华同党，给事中孙杰弹劾一燝、嘉谟。认为霍维华没有过失，一燝、嘉谟此举是为了给王安报仇，是徇私枉法。在魏忠贤运作下，二人被免。

　　双方你来我往，互不相让，万历末期的党争局面又死灰复燃，重新炽热起来。

　　从天启三年（1623年）起，东林党人与其他派系矛盾激化，这年初，东林领袖赵南星新任左都御史，他利用六年一次的京察算旧帐，许多过去反对过东林集团的人被罢黜。同年晚些时候，赵南星出任吏部尚书，他到任后立即开始从全国特别是从北京的政府中根除他和他朋友的对手。

　　东林党的活动升级，引起了天启的注意，这年，他任命魏忠贤兼掌东厂，就有整治结党的用意。

　　天启四年春，魏忠贤将东林党人内阁中书汪文言下狱，开始对东林党下手。魏忠贤为什么会拿无名小卒汪文言开刀呢，因为汪文言实在是一个很不简单的人物。

　　万历末年，就在东林党日暮西山的时候，有一颗新星冉冉升起，挽东林于危亡，这个人就是汪文言。

　　汪文言，安徽歙县人，是继顾宪成、李三才之后，东林党又一个著名的活动家。此人既非官员，也无功名，但为人讲义气，有智谋，善权变。

　　汪文言曾在县衙里当差，从事过狱讼相关工作，收点钱，打通关节，捞个人这样的事自然少了不，因此在工作中培养了很强的“活动”能力。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结识了闲居在乡的东林党官员于玉立。于玉立很欣赏他，派他到京城活动，为了方便他开展工作，于玉立还花钱替他捐了一个监生的资格，让他进了国子监。

　　国子监这个舞台使汪文言如鱼得水，他的活动能力得到发挥，很快就和大量官员建立了密切关系，史书记载他“游诸贤豪间，恂恂若无所为者。蹑足孱语，时见端绪”，汪文言蹑手蹑脚的样子与水浒传中的时迁有几分相似，因此他在《东林点将录》中被称为鼓上蚤汪文言。

　　汪文言最重要的一项活动成果，是与光宗的近侍、东宫伴读太监王安深相结纳，沟通了东林党和太子联系的渠道，从而获得太子的支持。万历病危时，东林党人跳得很高，积极为太子顺利接班保驾护航，之所以如此有恃无恐，根源在此，这个成果也为东林党后来的翻盘奠定了基础。

　　汪文言对东林党的另外一个重要贡献是分化了东林党的对手。万历末年，东林党人像是过街老鼠，处于人人喊打的境地，日子很难过。汪文言认真分析了形势，认为东林党人败退后，其他党派会因分赃不均产生矛盾，只要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设计用间，就不难把他们搞垮。于是他在各党之间奔走，设疑布谣，大搞离间活动，加剧了浙、齐、楚、昆、宣各党的分裂和内斗，从而削弱了非东林党人的力量，减轻了东林党的压力。

　　正因为如此，浙、齐、楚、宣各党对其狠之入骨，欲除之而后快。王安被杀后，顺天府府丞邵辅忠，立即弹劾汪文言，剥夺了他的监生资格。汪文言刚刚离开京城，又被御史梁梦环弹劾，被捕下狱，受尽牢狱之苦，后经东林党组织营救出狱。获释后，汪文言并没有收敛，活动更加频繁，经常门庭若市。

　　泰昌、天启年间，东林党势力大炽，在外廷倚仗刘一燝，在内宫靠王安撑腰，汪文言从中交通联络，后来大学士叶向高破格任用汪文言为内阁中书，相当于内阁的办公室主任。

　　汪文言虽然官小，但他杰出的活动能力使他成为东林党实际上的组织者和灵魂人物。

　　汪文言的活动早己引起了魏忠贤的注意，魏忠贤磨刀豁豁向文言，苦于找不到借口，无法下手。

　　天启四年四月，东林党人阮大铖与左光斗、魏大中因人事问题产生矛盾，转投魏忠贤集团，他唆使依附阉党的给事中傅櫆上书弹劾左光斗、魏大中，说他们与汪文言暗中勾结，专搞阴谋诡计。

　　魏忠贤见疏大喜，立即草诏一道，经天启批准后迅速发下，将汪文言逮捕，关进诏狱。他们希望从汪文言身上打开突破口，以便将东林党人一网打尽。

　　东林党人急忙止血，魏大中、左光斗上疏力驳，首辅叶向高也挺身堵枪眼，他上疏说，汪文言是我任用在内阁办事的，他的错责任在我，请皇上惩罚我一个人就行了，不要牵扯其它人，“以消缙绅之祸”。

　　叶向高以辞职相威胁，把所有责任扛在自己身上，不惜牺牲自己来保护组织，魏忠贤无可奈何，只好作罢。在东林党人御史黄尊素的活动下，汪文言被从轻发落，仅以“梃杖褫职”了事。

　　魏忠贤出手打击汪文言对东林党人震动很大。尽管东林党人与魏忠贤集团长期龃龉，但这些斗争都是针对个别人，涉及到的人物也都无关紧要，这次魏忠贤对汪核心舞剑，意在整个东林，与以往有本质的区别，东林党人对此深感不安。

　　天启四年（1624年）上半年，汪文言事件后不久，东林党人在北京召开秘密会议，讨论魏忠贤的问题。

　　东林党内部就是否与魏忠贤摊牌意见不一，相当一部分人忌惮魏忠贤的权势，担心打狗不成反被狗咬，不赞成对魏忠贤发起攻击。

　　左副都御史杨涟为人激进，又曾在天启即位时有逼宫壮举，有恃无恐，他力排众议，主张向魏忠贤开战。

　　六月一日，杨涟上疏攻击魏忠贤，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包括擅权、迫害忠臣、干预人事任免、谋杀宫中异己、强迫皇后堕胎、绝帝〔天启皇帝〕嗣子等。

　　杨涟奏章直斥天启与魏忠贤、客氏的三角关系，指出魏忠贤权大震主，人们怕祸不敢反映意见，魏忠贤偶尔“奸状败露”，又有客氏“为之弥缝”。批评皇上政务过于依赖魏忠贤，造成大量无耻朝臣对魏忠贤“攀附枝叶，依托门墙，更相表里，迭为呼应”，以至于人人“但知有忠贤，不知有陛下”，杨涟还使出了激将法，质问皇上正值“春秋鼎盛”之年，“生杀予夺，岂不可以自主？”

　　最后，杨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请皇上将魏忠贤交刑部议处，“以正国法”，并将奉圣夫人客氏驱逐出宫。

　　奏疏一出，京师为之震动。此后东林党人炮火源源不断，揭发魏忠贤罪状的奏疏雪片一样送进宫中。

　　尽管杨涟等人的火力很猛，可他注定是要失败的，因为结党本身是有问题的，任何一个帝王都不会允许，对东林党的处罚，是天启本人的意思，魏忠贤虽然起到了参谋助手作用，并具体负责执行，但最终决策权还是牢牢掌握在天启手中，魏忠贤不过是皇帝的一只狗而己，皇上让他咬谁，他就咬谁。

　　毫无悬念，杨涟受到天启“严旨切责”，天启批评他的动机是“屏逐左右，使朕孤立”，以便控制皇上。在天启的支持下，魏忠贤对上疏的东林党人进行大规模的反击。

　　工部官员万燝，曾任职皇陵工程，他控告魏忠贤不肯拿出内官监的旧铜器建筑光宗的陵墓，而在香山碧云寺为自己建造的坟墓却很宏大，跟皇陵不多。

　　万燝的立论奇特，而且上疏时间在皇帝屡次“严旨切责”之后，属于顶风作案。

　　被朝臣弹劾搞得焦头烂额的魏忠贤正无处出气，决定杀鸡骇猴，拿万燝立威，于是万燝被罚午门前杖一百，罢斥为民。

　　六月十七日，一帮内侍闯入万燝家，将万燝抓往午门。

　　从万燝家到午门有三四里路，魏忠贤公报私仇，让内侍们先上点小菜，一路上对万燝拳打脚踢棍殴，把万燝打了个半死。到午门后，开始上大餐，内侍们趁热打铁，行梃杖时格外卖力，将万燝打得死去活来，万燝身受重伤，不久死去。

　　此后，对东林党的打击不断扩大，由点到线，由线到面，一批东林党人受到处理。

　　七月，叶向高被逼去职。

　　十月，赵南星、高攀龙、魏大中因人事问题被罢黜。

　　同月，因吏部尚书赵星南的继任人选问题将杨涟、左光斗、陈于廷削籍（永不录用）。

　　十一逐斥接替叶向高的首辅韩爌

　　十二月逐斥接替韩爌的首辅朱国桢，首辅之位落入魏忠贤集团的顾秉谦手中。

　　天启五年（1625年），打击东林党的行动掀起**，许多反对东林党的人与魏忠贤结合在一起，展开了对东林党的大围剿。为了明确打击目标，东林党的反对者们制定了黑名单，献给魏忠贤，以便定点清除。

　　魏广微和顾秉谦搞了一本《缙绅便览》，其中将叶向高、赵南星、高攀龙、杨涟、左光斗等一百余人列为邪党，将贾继春、霍维华、徐大化等六十多名反对过东林党的人列为正人。

　　崔呈秀搞了两本：一本是《同志录》，收录东林党人名单。一本是《天鉴录》，收录东林党反对者名单。

　　最精彩的要数王绍徽编的《点将录》，王绍徽是老牌东林党反对者，从万历三十七年就和第一代东林党人掐过架。他编的《点将录》将东林党一百零八人按其特征分别对应《水浒传》中的一百零八将，十分传神。

　　大批东林党人被揭发出来，成了秃子头上的虱子，无处躲藏，魏忠贤集团按图索骥，定点清除，东林党的势力跌到了低谷。

　　在打击东林党的同时，魏忠贤起用非东林党人填补东林党人留下的空缺，一批曾经被东林党人打击过的官员纷纷官复原职，为了防止东林党人阻挠，此时的人事任免一般都是通过皇帝中旨的方式下达，而不是通过传统的由内阁票拟的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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